美以伊冲突的余波持续，全球多国深陷高油价泥潭。
据央视新闻，因外界预期美国与伊朗谈判前景存不确定性，3月26日国际原油期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100.1美元/桶，上涨2.92%。截至北京时间3月27日19时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7.04美元，涨幅为2.71%；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104.03美元，涨幅为2.1%。
面对燃油价格剧烈震荡，世界各地政府正试图出台措施缓解油价飞涨对普通民众生活造成的冲击。据新华社报道，近日，韩国政府为稳定国内油价实施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正式生效，这是近30年来韩国政府首次实施该制度。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不仅在近日释放了8000万桶石油储备，还公布汽油补贴方案，将油价控制在每升170日元左右。欧洲国家同样受到油价急剧波动的影响，近日，英国宣布将向英国农村依靠燃油取暖的弱势家庭，提供总额为5300万英镑的“紧急援助”。
然而，全球为保护经济免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冲击，正付出愈发高昂的代价。首当其冲的是，各国对油价的补贴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截至2024年，全球公共债务从2023年的97万亿美元增至102万亿美元。巨额的债务负担，限制了各国政府像应对疫情和2022年能源危机时那样大举“挥舞钞票”的能力。若冲突持续，全球债务状况恐将进一步恶化。
值得注意的是，高企的油价还引致另一大问题——推高全球通胀，进而抑制消费与投资，并扰动各国货币政策路径。
在高债务与顽固通胀的压力下，一场更深层次的财政与货币困局，正悄然浮现。
多国应对高油价
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其负面影响正逐步渗透至民生各个层面。
在菲律宾，近期的柴油价格已经较2月底涨超过2倍，随之而来的是液化石油气价格同步上涨。依赖液化石油气的餐厅和摊贩表示，成本不断增加，非常担心有一天会入不敷出。同为亚洲国家且严重依赖中东原油的日韩民众，也充分感受到“中东溢价”的冲击。有日本的出租车司机称对油价上涨感到特别吃力。韩国也在同一周发起了一场全民节能行动，比如鼓励民众使用公交。
在此背景下，亚洲各地政府率先设法缓解油价对民生的影响。以韩国为例，近日，韩国政府正式实施“石油价格上限制度”，这是近30年来韩国政府首次实施该制度。其方案表明，政府对炼油企业供应给加油站和分销商的石油产品设置价格上限，并根据国际油价动向每两周调整一次。
韩国之外，近期，日本、菲律宾、泰国和印尼都采取燃油补贴措施压制油价。越南政府则取消了燃料进口关税并放宽PetroVietnam进口配额限制的核心目标，即降低采购成本、吸引更多进口货源，增强供应灵活性。孟加拉国政府宣布，自3月9日起提前关闭全国所有大学，并将开斋节假期提前，以减少电力和燃料消耗。
事实上，欧美各国亦未能幸免，承受着油价飙升导致的出行成本骤增等冲击。有消息指，美国佐治亚州已暂停征收每加仑33美分的汽油税，其他州也在考虑采取同样措施。而欧洲国家，比如英国政府承诺将帮助部分消费者支付取暖燃料费用，匈牙利则对加油站油价设定了上限。
“其实这一类能源补贴政策颇为常见。”法国里昂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李徽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每次碰到能源危机，政府通常采取减税、补贴和限价这三种措施。但问题在于，这些途径只能缓解短期的“痛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引致三重代价，“一是直接加重财政支出压力，二是增加国企及能源企业的隐性亏损，三是延缓居民和企业在节能、替代能源及需求自我调节方面的调整进程。”
他认为，高油价本应是促使市场减少需求、加快出清的重要机制。若政府强行压住价格，消费者将逐渐对成本变化脱敏，供需缺口反而会被固化。这无异于将本应由市场消化的通胀成本，转嫁至政府资产负债表之中。如此一来，油价问题未被解决，但会把市场冲击转化为财政冲击。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也持相近的观点。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油价干预措施通常会对财政构成压力，但压力的表现形式与传导路径因政策工具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直接补贴与减税属于财政性干预，会直接减少财政收入；而纯粹的价格管制属于行政性干预，表面上不直接产生财政支出，却可能引发供应短缺、跨境套利及市场结构扭曲等负面后果。
债务风险几何？
补贴措施下，贸易平衡恶化的担忧渐生。以印尼为例，该国长期将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规则，但眼下，这条红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压力。截至今年1月末，财政赤字占GDP的0.21%。年初首月，印尼国家预算就罕见出现赤字。到2月末，这一比例扩大至0.53%。如今，印尼还要通过政府补贴的手段控制油价，据了解，燃油补贴约占政府预算的15%。
高盛预计，除作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的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外，亚洲多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将恶化0.5至1.5个百分点。
不仅是亚洲，欧美国家也承受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6财年联邦预算赤字为1.9万亿美元，到2036年将增至3.1万亿美元。经济学家警告，战争成本和中期选举前潜在的刺激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推高举债规模。机构预测，欧洲多国债务也因美以伊冲突被推升。高盛估计，在法国，旷日持久的冲突可能使该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28年前接近130%，而德国的这一比率可能接近80%。
“能源对外依赖度高且本身财政压力就较高的国家赤字压力或较为突出，特别是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美国作为能源大国，美以伊冲突对其影响相较于亚洲、欧洲国家相对有限，但原油价格上涨仍会推升美国汽油等价格压力，从而延缓美联储降息预期、推高美债利率，进一步加大美国的财政赤字压力。
对于欧洲而言，欧洲上次在2022年因俄乌冲突引发的危机中对能源价格进行干预，耗资约5000亿美元，加剧了后疫情时代的债务问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已敦促各国政府，避免采取可能给财政带来压力并刺激需求的“一刀切”政策。明明认为，欧洲主要经济体财政压力已较2022年提升，利率也处于更高水平，叠加天然气层面此轮欧洲受到的影响明显弱于俄乌冲突时期，因此此轮欧洲国家或较难实施2022年应对俄乌冲突时实施的大规模补贴方案。
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普遍被认为更为脆弱。明明解释称，此次美以伊冲突对于亚洲国家的能源冲击更大，叠加全球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因而能源依赖度高，财政赤字压力、外债偿还压力高的发展中国家预计在这轮美以伊冲突中会更早、更猛烈地遭受负面冲击。同时地缘冲突加剧导致全球风险偏好下降，推动美元反弹、资金流出发展中国家，也会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汇率贬值带来的债务风险问题和输入型通胀压力。
通胀飙升扰动货币政策路径
各国政府紧急祭出财政措施补贴油价，最直接的目标是控制这项输入型通胀。
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打破了2026年初市场对亚洲新兴资产的普遍乐观预期。高盛最新研报上调了能源价格预测，预计在2026年剩余的时间内，原油价格将上涨超过20%，天然气价格上涨超过30%，且风险依然偏向上行。正因如此，亚洲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胀预期被普遍上调0.3至1.0个百分点。目前较为特殊的可能是日本，该国2月的关键通胀指标放缓幅度超预期，降至近四年来最低水平，主要受公用事业补贴拉低能源成本影响。不过，有分析指近期油价飙升可能在未来数月推动通胀再度抬头。
欧美国家通胀水平同样快速攀升。3月26日，经合组织发布报告称，美国的通胀水平将从3%上调至4.2%，这一水平超过美联储目标通胀率的两倍以上。欧洲央行预计，如果伊朗局势朝着严峻的方向发展，欧元区通胀率可能在2027年第一季度达到6.3%的峰值。
董忠云表示，高油价传导至通胀水平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其一为直接路径，由于能源在居民消费篮子中占有一定权重，将直接推高CPI；其二为间接路径，主要通过生产成本传导至工业品价格PPI，再进一步传递至终端消费；其三为预期路径，其本质是一种“自我实现螺旋”，通过推高居民与企业的通胀预期，最终可能引发“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
中东冲突推升油价，多国通胀预期升温，扰动多国货币政策路径。
“目前通胀压力正在显著改变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路径，各国已从之前的‘降息竞赛’转向政策分化与整体趋紧。”董忠云表示，美国方面，政策关注的重心已从“何时降”转为“是否还能降”，市场对宽松周期的预期大幅回撤；欧洲央行管委明确警告，若中东冲突导致通胀预期持续恶化，最早可能下个月就需考虑加息；英国央行全体货币政策委员一致投票维持利率不变，并明确删除了此前关于“可能进一步降息”的指引，暗示加息已进入政策讨论范围；亚洲新兴市场方面，面对油价冲击，此前预期将维持宽松政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央行已纷纷调整路径，取消或推迟降息计划，部分经济体甚至开始面临加息压力，以应对输入型通胀与汇率贬值的双重挑战。
现阶段，日韩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更加进退维谷。3月27日，日本国债收益率普遍攀升，其中日本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375%，创1995年以来新高；同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999年以来最高水平，这反映市场对日本央行（BOJ）加息的预期正迅速升温。
李徽徽认为，日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反映出市场正在倒逼央行表态。若按兵不动，日元可能继续成为国际做空资金的目标，输入型通胀将彻底失控；若大幅加息，庞大的国内债务利息又将引爆财政危机。综合来看，迫于通胀与汇率两条红线的压力，日本大概率会被迫提前或加大加息步伐。相比之下，韩国的情况并不一样。韩国央行2月将利率维持在2.50%，点阵图显示未来半年仍偏向暂停加息，因此这次更像是从“宽松预期”切回“鹰派观望”，未必会立刻加息。
在董忠云看来，日韩在货币政策决策上犹豫，是因为日韩经济还面临滞胀的风险。他解释称，日本面临“复苏中断”风险。成本推动型通胀侵蚀购买力，若央行为抑制通胀持续加息，将加重政府债务负担，抑制企业投资与消费复苏，形成“弱需求—低增长”的恶性循环。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制造业，油价上涨抬高成本却难以转嫁。央行面临两难，不加息则通胀失控，加息则高家庭债务和房地产风险暴露，压制内需。
面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各国央行只能在稳增长与抗通胀之间艰难权衡。展望未来，李徽徽认为，“各国央行更现实的货币政策路径可能是，原本准备降息的央行先不降，原本处于紧平衡的央行开始偏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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